香港在2019年爆发“反送中运动”，在2020年出台《国安法》之后，出现大规模移民潮，专业人才流失问题日益严重。与此同时，有数以万计中国大陆人士透过不同方式移居香港。有人担心，这些所谓的“新香港人”会冲击香港独特的本土价值和文化，甚至主导未来的香港社会。有评论则认为，香港对国际人才已失去吸引力，透过“人才计划”来港的中国专才未必会长期留在香港。

根据香港统计处8月15日公布的最新临时人口数字，直到今年年中，香港约有753万人口，与去年年底比较上升0.1%。从去年年中到今年年中，共有三万多人移出香港，但同时有4.4万“单程证”持有人移入香港，导致香港有1.38万人“净移入”。
单程证下每天150大陆人移居香港

“单程证”全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往港澳通行证”，是中国公安部相关部门发给香港或澳门亲属的中国居民前往港澳定居的证件，但香港政府却不能拥有自身对单程证申请者的审批权。目前每日有150名中国大陆人透过“单程证”移居香港。

然而一些拥有专业技能的大陆人选择到香港却是另有目的。

香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和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爆发移民潮，专业人才流失问题日益严重。其后港府为了鼓励以中国大陆年轻人为主的人才到香港就业、定居，启动了“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高才通），并优化和扩大现有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

年近40的许秋霞（化名）本是湖南长沙一名记者，约10年前透过港府的“优才计划”移居香港后，在一份亲北京报纸的编采部门任职。

许秋霞透过通讯应用程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她说，当年下决心移居香港是为了改善收入，开拓眼界，更重要是向往自由、民主。她先后目击了雨伞运动和反送中示威。碍于自己在亲北京媒体工作，许秋霞没有直接参与连串社会运动。当时她有一心愿：早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取得选民资格，可以投票支持自己心仪的民主派人士，晋身立法会。她在采访中甚至形容，这是她留在香港最主要的动力。

2021年3月，也就是许秋霞终于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不久，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社会制度的决定，确保“爱国者治港”。这对于许秋霞来说是一大打击。她说，来香港之前，自己对于“东方之珠”充满了憧憬，却没想到，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香港人之际，香港却变得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

来港多年，许秋霞学会了粤语，也一度考虑要从亲北京报社转职到香港主流媒体，但随着《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等非建制派媒体先后停运，许秋霞说，除非将来有机会到外国生活，否则大有可能会终身留在现在的报社。

根据港府发言人的说法，受惠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今年上半年有不少人从中国大陆及世界各地移入香港，使年中人口较去年年底有所增加。港府今年4月公布的数据则显示，多年来累计共有大约11万人经由各种人才引进计划来到香港 。其中“高才通”人才在香港主要从事管理及专业工作，收入中位数约为五万港元，更有人收入高达20万港元或以上。港府说，除了经济贡献之外，“高才通”计划人才及其配偶普遍较为年轻，加上他们也会带同年幼的子女定居香港，政府认为，他们可为香港劳动力增添生力军，也对香港人口结构带来正面影响。
盛传北京“留港不留人”

香港部分舆论一直对“单程证”和各种人才引进计划持保留态度。而早在主权归还中国后不到10年，就已传出消息，北京要以“中国精英”取代本土香港人。其后中国官媒提出了“新香港人”这个名词，甚至开始流传“留港不留人”的说法。

2020年5月，即反送中运动后翌年，被视为亲北京媒体的《东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声称“就算全港有两百万人支持反对派，这些人若不认同一国，就应该扶老携幼移民他去，‘好行夹不送（走好兼不送），无谓（不要）留在香港搞风搞雨’。”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剑华对美国之音表示，土生土长港人占人口比例下降是不争的事实。

钟剑华说：“客观事实是，过去数年，香港跑掉了最少20万人。这还不包括到外国留学，希望透过‘救生艇’计划在当地留下的人士。近期移民的趋势有所缓和，但是并没有停止。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的确存在急速的人口“换血”过程。我不排除‘留港不留人’是中共某些决策者或官员心底里会想到的方案。中共无法阻止香港人离开香港，于是促使港府加快吸纳大陆人，希望冲淡（降低）香港土生土长或长期居港的港人所占比重。这是客观的效果。”

香港统计处去年推算，到2046年，香港人口会增加至819万，并承认，大陆新移民和港府推出的多项人才和劳工计划成为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推算，从1997年到2046年，香港人口增长为186万人，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移民。“单程证”来港人数累积约有203万人，连同以各类人才输入计划来港的多达60万人。保守估计，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半个世纪后，香港每三到四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来自大陆的“新香港人”。

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桢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近年香港政治环境和发展方向的改变，包括面向“一带一路”和跟大湾区进一步整合，并不为很多土生土长的新生代所接受，导致越来越多年轻人持续离开香港。走的这拨人对香港的影响反映在潜在的生产力、消费能力等，对香港中长期的发展影响较大，透过各种计划引入到香港的大陆专才并不见得能补充缺口。

许桢说：“‘高才通’也好，‘优才’也好，‘专才’也好，投资移民计划也好，你也说不准他们拿了这些签证是否要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因为哪怕是在2019年的社会乱局，或者2020年疫情之前，香港就已经有很多这种‘专才’、‘优才’，但实际上他们完成整个计划的比例不算特别高，或者完成计划后，他们留在香港生根不算很普遍。（至于）用大学教育去吸引中国大陆或海外的人员，但实际上在香港完成学业，不管是本科还是硕士、博士毕业，要么大部分回到中国大陆，要么小部分去了欧美国家，留在香港的大概是10%到20%不等。”

许桢认为，香港对中国大陆专才和国际人才的吸引力下降与近年来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

许桢说：“对他们来讲，香港的吸引力就是香港的国际性，就是香港跟西方尤其是英美的联系。在其他方面，譬如生活熟悉的程度，各方面的性价比，中国大陆他们更习惯，不见得他们要留在香港。跟阿拉伯做生意，跟东南亚做生意，这方面香港就不见得有很大优势。如果我是中国大陆的专才，我为什么不去新加坡呢？如果你是要跟阿拉伯世界的能源工业合作的话，中国大陆尤其是北京的机会肯定会多很多。香港的去国际化和去西化不止为保留原有人才带来难度，倒过来说，要抢人才或者吸引人才，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人才，你的吸引力其实也是下降的。”
外界忧新移民冲击香港本土价值文化

随着“新香港人”占人口比例持续上升，部分舆论关注香港社会会否因此趋向大陆化，未来的香港会否由“新香港人”主导。持悲观态度的人认为，香港独特的本土价值和文化正受到冲击，从语言就可以看到端倪。

港府人口普查对比2011年和2021年，发现“惯用交谈语言”是广州话的五岁以上人口比例下跌，相反，习惯讲普通话的人口比例则上升。由于新移民学龄儿童不断增加，港府在2008年推行“普教中”计划，让更多香港本地生配合大陆生学习普通话。香港教育当局曾多次重申，“学生在掌握繁体字后，也应该具备认读简体字的能力”，甚至以“用普通话教中文”为远程目标。近年香港不少政府部门和公共设施都增设简体字和普通话服务。完善选举制度下的立法会也产生了多名操普通话的议员。

香港学者钟剑华说，这些现象部分与客观因素有关，港府却也责无旁贷。

钟剑华说：“过往‘单程证’来港人士年纪较小，不少是港人在中国大陆的子女或配偶。他们在新的环境融入当地主流文化难度较低。可是最近十多年，以‘单程证’移居香港的人士年纪越来越大。要求他们摆脱过往在原居地已经养成的习惯、观念，相对较难，需要的时间也较长，加上现在很多大陆人以不同方式来到香港，就算不学香港的语言，某程度上也能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现在无论北京还是港府都刻意淡化（香港）本土元素，从而被国内人的气质取代，这是很明显的意图。”

香港中文大学的许桢则认为，所谓“香港社会大陆化”是一个“伪命题”。他说，香港本地的原居民、原住民从来只占人口大概10%到20%，其他全是移民跟移民的后代。直到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前夕，香港的华人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大陆出生，只是在2010年前后，本地出生华人的数目才超越大陆出生人口的数量。

许桢说，所谓“香港本土文化和价值观”很难界定。香港人尤其是中生代、新生代对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坚持是具有普遍性、感染力的。港人不能失去自信。

许桢说：“所谓的香港原有文化和价值观，谁去定义呢？广州话不是香港本土的语言。香港本土的语言是东莞话、客家话。我自己就是客家人。没有人会怀疑邵逸夫、倪匡、金庸、王家卫是香港人，但基本上他们身上所代表的都是非常典型的江浙沪文化。我反而觉得，不管有没有海外留学、工作、生活经验，在很多价值观、生活跟文化习惯上，其实中国大陆的新生代和香港的新生代的差距，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中国大陆来香港的所谓‘新移民’，在10年内对很多政治、政策的选择，跟香港本土人士的区别并不是很大的。”

许桢说，香港文化多元而变化急速，只不过过去十多、二十年，在自由民主法治等理念上，香港中生代、新生代跟北京的落差非常明显，才以“本土文化”作为标签、图腾。从长远来看，香港文化多元、开放、西化的特色代表着中国人的希望、未来。

许桢说：“既然希望是在这一边，光明是在这一边，没有必要因为过去一两年，我们在政改，在很多问题上的挫折，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我们代表着未来。没有必要把香港和大陆截然划分。不是香港跟大陆的问题，是先进跟落后的问题，是革命跟被革命的关系。我们从来都是更具有革命性的那个地方，所以不是大陆化，是大陆最终会香港化。”

多年前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的媒体人许秋霞却没有那么乐观。她说，刚到香港时，她所认识的港人朋友都非常关心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发展，并且勇于透过各种渠道发表政见，与她在亲北京媒体具有大陆背景的同事，形成强烈对比。但随着《港版国安法》实施，民主派销声匿迹，许秋霞自己和她的港人朋友对政治已失去兴趣。她感受到香港逐渐从“多元社会”过渡到只有“一把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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