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个案件，让中国人有了迁徙自由，这就是2003年3月的孙志刚案。

案件不复杂，案件背后的历史却显得沉重：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因未携带暂住证，与警察引发口角，被遣送收容站。收容站工作人员乔某指使其他被收容人员，将孙志刚殴打至死。

今天看来，迁徙自由，是人的基本人权。00后很难理解，因为未携带暂住证，就会有被关押、死亡的风险，也很难理解。孙志刚不是第一个受害者，收容站死于保安之手的人，比比皆是。

悲剧的背后，是对弱势群体的制度性歧视。上世纪60年代，因为城乡二元制度，很多底层农民逃入城市，从80年代开始，又增加了躲避计划生育的超生游击队，1982年，国务院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将乞讨者和“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落的人”列为收容遣送对象。199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城市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收容遣送的对象扩大到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的流动人员。收容站，由此成为一个类似契科夫《第六病室》的存在，护工也仿佛化身那个沙俄老兵尼基塔，对犯人生杀予夺，为所欲为。

可以说，孙志刚案，是制度性歧视的必然结果。而制度性歧视的背后，又是庞大的人口压力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当人口过多，则人的含金量就要打折扣，变成类似俄罗斯石油的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公平公正，很难在实践中得到承认。人口减少的时候，人的价值才会体现出来。

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巨大的代价。孙志刚，一个年轻人，用他年轻的生命，换来了中国人的迁徙自由。背后，不但有公共知识分子（现在已经被污名化）的努力，也有政府主动变革，以民生为念，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那是第一个以民为本的时代，也是中国经济腾飞期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