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在北京火化，天安门广场上下半旗致哀。李克强10月26日于上海突发心脏病，27日凌晨逝世，27日当天他的遗体由专机从上海护送至北京。

他的突然离世，引发中国民间缅怀浪潮，从他工作过的河南，到家乡安徽，民众自发献花累积成山丘，与公众对上一位前总理李鹏离世的反响有天壤之别。

一位安徽籍企业家感慨，李克强很真诚、务实，而且对企业家很友善，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心里痛了一下子”。

回看李克强的两任总理任期，数据上无疑很辉煌——十年间，中国的GDP从53万亿增长到121万亿元，年均6.2%；他颇为重视的医保改革，覆盖人群也从5.4亿增加到13.6亿；“简政放权”的改革使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缩减到三分之一。
也有分析提到他未尽的改革——从上任伊始就着力“去杠杆”，但在他离任时，中国实体经济债务杠杆率，比十年前不降反升；李克强着力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再用房地产税作为地方政府主要税源，地方政府依然未能摆脱土地财政，债务问题悬而未决。

然而，不同时代的总理，面临不同国情，承担不同任务。朱镕基九十年代上任后，实施分税制、汇率改革、加入世贸、取消福利分房、国企改革，动作之大，领域之广，如同筑陆基，铺铁轨，造车头，让中国的经济列车，有动力、有方向，开始隆隆前进。

温家宝的十年，则被称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美国在“9·11”后把注意力投向中东，中国则沿着“朱时代”的改革轨道，快速行驶。

剪刀手：“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简政放权”几乎成为李克强第一个任期（2013-2017）最为标志性的政策——五年间，每年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都是关于这个话题。

2015年的两会记者会上，李克强针对简政放权说，“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许多新词，也因为李克强的讲话，而进入公共舆论——比如，“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能做什么，其他则都可以做；比如“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其他没有授权的皆不能做；再比如，“责任清单”，规定政府对待市场的责任，在一些领域必须作为。

这种改革背后的逻辑是，中国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事事都要管”，后来过渡到双轨制，即便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依然面临这种惯性，造成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李克强甚至回忆过，改革开放前他在农村插队时，春荒时节妇女儿童要逃荒要饭，甚至还要去大队盖公章。

李克强进一步解释这项改革的意义，“简政放权有利于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激发市场活力，也可以用它去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

这种改革涉及面极为广泛，在他上任之初，仅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就达到1700多项，还有省市县级，多如牛毛的审批，让企业办什么事都要“跑断腿”——比如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核准、棉花加工资质认定等等。

李克强目标在第一个任期的五年，砍掉三分之一冗余事项，最终两年就提前完成。整个十年，砍掉了三分之二的审批事项。效果也立竿见影，在实施简政放权第一年，新注册企业就增加了30%左右。

一位曾经在景德镇经营工艺品公司的法国企业家向BBC中文表示，他当时去当地的政务大厅注册公司，每天都去，工作人员一看到他就说“老外来了”，然后就告诉他去哪个窗口办什么事情，不到两周，他就把公司办起来了。“对于一个中文不太好的外国人来说，这太不可思议了，后来我去日本经营餐厅和酒店，效率完全比不了。我也在想，这或许是中国经济发展快，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吧。”

不仅如此，李克强还对政府部门的实际开销下了三剪刀：他要求当届，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和改扩建；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只减不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这一表态在民间舆论颇受好评。
到了李克强上任之时，积弊开始涌现，抵消之前的改革红利，同时中国为了应对金融海啸，推出四万亿计划，副作用开始显现，被形容为“饮鸩止渴”。难题摆在眼前——如何为一辆正在高速行驶的列车，更换部件，甚至修理引擎，而不让它掉速？

更大的难题出现在李克强的第二个任期，中美贸易战、科技战、新冠疫情先后爆发，让这辆列车不得不降速，中国经济甚至不得不停下改革的脚步，不得以改变去杠杆的初衷，而适度增加杠杆。这种级别的考验，是前几届政府所未遇到的。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回溯李克强的十年执政留下的遗产，尤其首位博士出身的中国总理，在经济领域究竟为这个国家留下了什么？

破壁者：“如果沿用老办法，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微信了”
破壁者，作为一个文化语码，出现在中国近年最知名的科幻小说《三体》中，指破解人内心真实的想法。在李克强去世后，一篇旧文《破壁者李克强》被广为转发，用以纪念这位前总理。

事实上，李克强打破的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壁垒，也不是政策的壁垒，而是观念的壁垒。

比如李克强在90年代主政河南之时，这个农业大省，连年丰收，却富不起来。他提出，“要想农民富裕就必须减少农民”。

此言一出，争议甚嚣尘上，这位彼时42岁的中国最年轻省长，也解释了背后逻辑——光靠种粮是不可能让这么多人口富裕起来，必须让种粮集约化、现代化，让更多农民变成工人，利用小麦大省的优势，发展粮食深加工，创造更高价值，才能让全省富起来。

之后即便李克强离任，河南也一直沿着这条道路发展，时至今日，河南制造了全中国一半的火腿肠，七成的速冻水饺，六成的速冻汤圆。

成为总理后，有两个行业在十年间快速崛起，快递和互联网。

民营快递企业发展之初被认为影响市容市貌，抢占邮政资源。李克强在多年后回忆，对于很多要求禁止快递的声音，他研究后还是决定不能一上来就“管死”，而应该“包容审慎”。

邮政一直以来是国有包办的领域，网购行业兴起后，中国的快递行业急速发展，在充分竞争下，效率几乎为世界之最，在如此庞大的国家，用极低的价格（往往在2美元以内），做到隔日送达。

另一个例子是微信，这个被马斯克称为超级应用软件的聊天工具，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标志之一。在2017年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也回忆称，几年前微信刚出现时，相关方面不赞成的声音很大，“我们还是顶住这种声音，决定先看一看再规范，如果仍沿用老办法去管，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微信了”。

作为破壁者的李克强，还善于用数据刺破迷雾。

一份流出的美国外交档案中记录道，李克强主政辽宁时，曾向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兰特（Clark T. Randt Jr.）说，GDP作为观察经济的指标不可靠，他习惯用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来对经济体检。

2010年时《经济学人》认为这三个指标比GDP更可靠的评价指标，并将其命名为“克强指数”，花旗银行甚至将三个指标占比细化后，正式用作研究依据。

另一个例子是在2020年5月的记者会上，李克强称，“（中国）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这个数字并不在统计报告之中，而且从总理的口中说出，颇具震撼力，对于蒸蒸日上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言，舆论在大国崛起的氛围中沉浸已久，再加上，彼时正值中国“脱贫攻坚”工程如火如荼地推进之时，李克强用这组数据，揭示出民生维艰的另一面。

李克强对于GDP不太看重，但对于就业极为重视。“保就业”成为他的常用语。

李克强在他十年的总理生涯中，多次谈过就业和增速的关系。

在2013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李克强表示，关注GDP，其实关注的是就业。过去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拉动100万人就业，这几年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服务业发展后，目前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130万、甚至150万人就业。反复测算后认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需要7.2%的经济增长。

他当时说：“之所以要稳增长，说到底就是为了保就业。”这句话在随后十年在政府和经济界被反复引用。

十年过去了，中国当前保就业的压力更大，不过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的新增就业也超过200万。
防风险：不搞“大水漫灌”透支未来
在今年3月李克强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他还是不忘提自己非常在意的“防风险”。

他表示：“中共中央把年度主要预期目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加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预调和微调）、精准调控，既果断加大力度，又不搞‘大水漫灌’，透支未来。”

回到2014年，他做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时，也说了类似的话——“对这种情况，我们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

十年间，李克强每逢强调要刺激经济，必提“不搞大水漫灌”。这么讲，恰恰因为“大水漫灌、透支未来”发生过——

2008年次贷危机后，金融海啸的余波跨过太平洋冲上中国的海岸，当年11月中国进出口数据突然跳崖，出口增速从上月的19.2%下降到-2.2%，进口增速从上月的15.7%下降到-17.9%。

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称，“这场金融危机是历史上罕见的”，以及“要千方百计防止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几天后，中国宣布“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推出一个四万亿元级的经济刺激计划，当时低迷的全球经济都为之一振。大量的钱注入经济，基建狂潮成为托底经济的主力。2008年底开始，中国发改委突然放松审批条件，密集批复同意了28个城市的地铁规划，投资超过1万亿元。事实上，“四万亿”中45%投向了公路、铁路、机场和城乡电网。

但很快，该刺激计划被视为“饮鸩止渴”，推高了债务风险，吹起了地产泡沫。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事后称，“它不但没有降低杠杆，相反进一步杠杆化了”，而一旦有风吹草动，“局部的资金链断裂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引发系统性危机”。

温家宝时期的“大水漫灌”，“透支”了李克强时代的“未来”。

此后多年中国不得不承受“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带来的痛感。这也几乎定义了李克强十年间的主政思维——2013年6月，巴克莱资本公司提出“克强经济学”概念，其包含三个主要的构成部分，也被解读为“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一、政府不推出刺激政策，而是通过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二、去杠杆化，以大幅削减债务，降低借贷与产出比；推行经济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这三点几乎都与消化“四万亿”带来的副作用有关。

“李克强的时代任务不同，朱镕基是白纸上作画，建章立制，打造中国经济的整体框架。李克强的任务是要防止这辆列车脱轨，”一位旅居美国的中国智库人事表示。总体而言，李克强完成了时代任务，即便遇到中美对峙，新冠肺炎，这种世纪级挑战，中国经济虽然降速，但并没有崩溃。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为脱轨的风险并没有解除，依然存在。

壮志未酬：“党领导一切”的潜台词是“弱化总理角色”
中国的“党政体制”下，党中央更多负责顶层设计、意识形态、宣传、军事等；国务院总理要应对经济社会治理的细枝末节，尤其在中国过去二十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下，总理在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从法理上而言，中共建政后在1954年宪法，国家主席拥有实权，有权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到了1982年版宪法，国家主席成为虚职，行政权力完全移交到国务院，实施总理负责制。

朱镕基时代，这一体制运行的尤为明显，在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从国企改革到到房地产改革再到加入世贸组织，都打上了鲜明的"总理"烙印。

不过习近平上台之后，改革事项不再由总理主导，而是成立了诸多横跨多部门的“领导小组”，更多原来政府主导的议题由中共中央的名义来具体安排；而强调“党领导一切”的潜台词是“弱化总理角色”。

邓小平时代提出“党政分开”，到了2017年“两会”时，王岐山特地纠正为“党政分工”。

但即便如此，中国总理的重要程度依然强于一些国家的虚衔总理，比如法国总理、俄罗斯总理。

知名学者傅高义生前一次接受BBC中文访问时称，当年朱镕基能够大刀阔斧地改革，与江泽民对他的信任分不开，他们配合得很好，朱镕基自主权很大，但其实这是特例，中国历任总理更多还是CEO，扮演执行者的角色。

上述智库人士评价，李克强做了很多实际的改革，他很好地履行了他的任务，至于很多人批评他没有更多革命性的建树，我认为这是不公允的，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那也不是他的任务和责任。

李克强去世突然，我们并未找到他对于执政生涯的自我评价。最接近的表述有两次：

一次在去年两会的记者会上，李克强称，“本届政府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矛盾和困难叠加。说到最大的挑战，那还是新冠疫情及其给经济带来的严重冲击。我们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行不避险，尽了最大努力。”

另一次是今年李克强卸任之际，与国务院办公厅全体人员告别时，他表示，“现在在北方，尚属冬季，但今天阳光明媚，如沐春光，人们常说，人在干，天在看，看来是苍天有眼啊，我们国办同志这些年来，辛辛苦苦，扎扎实实，作出了特殊的奉献，应该给你们奖赏。”